看新闻说四个二十几岁年轻人相约在张家界跳崖了。去年8月，小区里一个年轻人也跳楼了，大概凌晨5点，头冲下，没救回来，那天早上我路过时一群大爷大婶在讨论，一个声音说“现在年轻人压力太大了”。其实我一直在想，哪天找不到工作，挣不到钱，家里又帮不上，我该怎么办？老实讲，这是我毕业后工作20年，想最多的一个问题。

我2000年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毕业，是班上最后才找到工作的几个人之一，最后在深圳卖手机，一个月2950。2003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毕业，想当记者，一圈简历投下来唯一的面试是《IT时代周刊》，还被主编放了鸽子，临时叫一个办公室主任、中年妇女来面我，她说底薪500，我就问，500能活吗？她说，回来找工作的海龟多了。从那时起，我就经常很熟练的想，一个月500，怎么活下去？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2012年我从鹅厂辞掉总监的职位离开北京，在东莞市塘厦镇的郊区买房住下来，塘厦镇那时人均工资也就小几千块，我设想是，只要每个月能挣5000，就能像平常人一样生活。很多人想的是我最多能挣多少，我想的一直是最少能挣多少。

在市场里挣钱，最大的问题是那不取决于你，而取决于需求方。市场经济有很多好处，但也有一个坏处，每个人都时刻处于悬崖边，强烈的不安全感，因为自己单方面无法掌握命运。我就觉得，最好的情况是我有能力在市场里挣5万，但只挣5000，中间差出去的这45000就是可以放松的缓冲地带，不必拼尽全力，不必殚精竭虑，离悬崖远一点点。

但如果哪天连5000块，甚至500块都挣不到怎么办？年纪大了，体力脑力都拼不过年轻人，连硅谷的码农都在失业，估计当保安送外卖都吃不消。我是没胆量去自杀的，这20年来想到最靠谱的答案就是，把县城房子卖了，去边远农村搞一块地，买台拖拉机，一头牛，几只羊，一大群鸡鸭，做个农民。只要土地不骗我，劳动一点就有一点收成，远离市场，把命握在自己手里。

到了时候，衰老，生病，也没钱回大城市到医院里去受上刀山下油锅的苦，一个人悄悄死去，岂不是最好的结局？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福分。

对这些跳崖跳楼的年轻人，我不能理解的是，如果有勇气自杀，为什么没有勇气回去种地过活？

以前也讲过这个故事，有个朋友在深圳，很有能力的人，中产，自己创业也做的不错，后来开跑车，狂飙，撞到人，粉碎性肝裂，那个人的家庭也因此毁了，这对这个朋友是重大打击，几乎绝望，不仅仅是对生活，也是对自己的人性。你们猜，最后他干嘛去了？举家离开深圳，回广西老家种地，到现在十多年，土地成了归宿，给了他重生。

前几年去青海一个很偏僻的小镇，那里的人世代游牧，养一群牛，住帐篷，喝牛奶，吃青稞，吃牛肉。后来小镇官方修了房子，通了水电，房间也很大，几乎是小别墅，以很少的价格，请他们回来住。但很多人不愿意回来，他们已经适应了逐水草而居的生活。假如回到镇上定居，牛不能放了，收入从哪里来？

假如给他们发钱，但不放心，哪一天没钱发了，怎么办？假如融入市场，这就是个大难题，他们必须学会在市场里存活的那些技巧。人家往食品里放各种化学添加剂，这样保存期更长，味道更辛辣，那你放还是不放？出去打工，人家去夜总会，你去还是不去？像我们这样写自媒体，为了流量，往文章里塞进各种情绪和偏见，那塞还是不塞？

我理解那些牧民不愿意回镇上定居，你跟土地打交道，土地不会骗你，你跟人打交道，人会骗你，要在市场里活，必须妥协。

曾经看过联合国对不同职业的统计，其中一项是，如果食物在一个人所有花销里占到80%以上，那这个人基本上就是农民。按这个标准，我这一辈子一直都是一个农民，花钱基本是只用来买吃的，即使在鹅厂做总监时也无妨回老家捡他们的旧衣服穿，我现在用的是小米6，2017年发布的，丈母娘淘汰的。

想想看，一个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？其实就是一日三餐，一张床，还有两本真正可以反复读一辈子的经典好书。我们真的需要每年都穿新衣服？真的需要出国旅游？每周吃一次海底捞看一次电影？每天刷短视频？

农耕社会其实已经满足了人最根本的需要，工业社会创造了很多商品，像一个让人放不下的万花筒，这些东西让我们觉得生活丰富，以至于如果失去了它们，我们会无所适从，会觉得枯燥乏味，浑身不爽，但实际上我们只是被工业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绑架的一种生物。

我们生产，我们在市场里交易，我们同时消费，喂饱了科技，喂饱了商业，喂饱了滚滚向前的“文明”，但没有了自己。

土地是人类最亲密的伙伴，也是最后的尊严，但我们远离他，轻视他，不了解他，甚至污染他，不就是这样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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